【历史文化】徐树铮与外蒙古撤治及其影响 刘兰星空体育- 星空体育官方网站- 世界杯指定平台昌

　　星空,星空体育,星空体育官网,星空体育app,星空体育网页版,星空捕鱼,星空体育app下载,星空体育官网,星空体育下载,星空电竞,星空体育入口,星空体育注册网址,星空体育注册链接,星空APP下载

　　一方面是鉴于在撤治问题上所持的强硬态度，说明促成撤治的关键在于争取其政治态度的内向转变。外蒙古官僚政治体制，在前清为政教分离，黑派王公治政，黄派管教，各有所司。民国后，伴随着外蒙古分裂与自治官府的建立，形成了把持政权的局面。王公为了夺回失去的权力，也是出于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爱国心，自请取消自治制度，以便摧毁柄政的政治法律依据，撤治是其一致的意愿。这同时注定了为维护既得权位，对王公所提出的撤治倡议持有敌意。透析时局表明，欲取消自治制度，必须促成控制自治官府的势力自愿放弃自治，这是扭转局势的关键。因此，徐树铮明确表示：“活佛强制之力尚在，纵全数王公迫请，而活佛不应，终无如何。故一流人物，未可过于抛荒”。

　　上述四人中，巴特玛多尔济年龄最长、权位最重，可其他人封亲王，他却只有王衔，对此，他心蓄不满。徐树铮当即向其许诺一旦撤治完成，即由中央加封他为亲王，“王衔立可册真，并其弟皆双俸”，作为对其发挥重要作用的褒崇。并保证也不变动活佛所享有的宗教礼仪与待遇，“不令佛有失体面”，打消活佛的担忧。对活佛、的这些许诺，完全符合中央政府的指导思想，并非徐树铮个人的虚妄之言。早在10月底，中央政府就明令“此次凡有助取消助力之等，如愿意封爵者，皆可听”。上述“一意向示好”的争取手段，近则有利于消除对中央的隔阂与疑虑，加强双方的了解与沟通；远则初步昭示着中央政府对外蒙古比较宽松的政治态度，从而为交涉的顺利进行奠定了良好基础。

　　与联络争取相辅相成的是，徐树铮又极力向其展示中央在外蒙古所具有的保护能力。防卫力量严重不足，一直是外蒙古面临的严重现实问题。据统计，外蒙古武装力量包括自治官府驻库伦军队约千余人，外加各王公旗下现役兵，总共不过五千余人。军队武器落后，平时毫无训练，战斗力极为薄弱。早在陈毅主持交涉时，王公就曾提出希望中央出兵帮助卫护蒙疆。为了解除自治官府的后顾之忧，随徐树铮驻库伦的西北边防军褚其祥旅便被赋予了这一重任。西北边防军是当时国内装备最为精良的一支武装力量，徐树铮通过不断地向展露褚旅的先进武器装备、整肃的军容军纪与团结一致的军心，以此说明中央在外蒙古确实具备了保护蒙疆的国防能力。西北边防军进驻库伦，安定了人心，为外蒙古官民抵抗外来侵略势力的侵扰提供了切实依托，从而无形中化解了撤治交涉过程中的一大障碍，对态度的转变应具有实质性的促进作用。

　　交涉过程中，徐树铮还坚定地恪守撤治务求其实的政治原则。关于撤治条例，他特别强调条文大意，寥寥数条足矣，“盖文字愈繁，墨漏愈多，各种意见愈易丛杂，将来梗阻，愈无限量，不如统括言之”。徐树铮初到库伦时即指出六十三条例有七不可，于主持交涉之始，即完全抛开了对中央主权及撤治完成均不利的六十三条。关于新条例的议定，坚持务求简略的指导思想。追求条例内容的“简”是实现中央在外蒙古主权“实”的前提，因为只有避开黑黄二派关于未来权力的争执，才可能实现王公、对撤治的一致赞同，方可早日恢复我国在外蒙古的主权；同样，只有简略，中央对外蒙古行使治理权才不会因受各种因素的掣肘而流于空言，双方关系才能真正走上正轨，建立起合乎主权原则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最后，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与外蒙古政情，徐树铮审时度势，恩威并施。进入撤治交涉的最后时刻，为了顺乎蒙情促使活佛尽快明确态度，徐树铮不惜采取他自谓为下策之举，对活佛与巴特玛多尔济施加压力，先以蒙情极度危急，长此以往，活佛与巴特玛多尔济难以承担祸蒙之罪相警示，进而以不得已之时拿解二人相恫吓，希望借此帮助活佛做出顺乎民心与潮流的明智抉择，迅速和平地完成撤治，使外蒙古导向稳定、光明的政治前途。很快，11月17日，王公、联名具呈的请愿撤治呈文由都护使陈毅与筹边使徐树铮分别电达北京。11月22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令正式布告外蒙古撤治“应即俯如所请，以顺蒙情”。棘手的撤治问题终于得到圆满解决，而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此外，徐树铮之所以能迅速完成撤治这一重大历史使命，是他及时地把握住了有利时机，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撤治问题既简单又复杂，说它简单是指，到1919年，主张撤治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归向中央，王公心仪已久，即使对于，这也是一种现实的考虑。因为此时的自治官府内外交困，政治经济面临严重危机。政治上，同时面临着日本的侵略野心与谢米诺夫等的分裂煽惑，而无论哪一方势力，都是自治官府所不愿与之合污的。库伦大会上，王公、共同拒绝谢米诺夫的分裂蛊惑以及对日本侵略企图的恐惧，即是明证。经济上，自治官府债台高筑，陷入全面危机。此时，它唯一的正确出路就是回归祖国，借助中央政府的力量，抵御外来侵略势力，恢复和发展外蒙古社会经济。因此，重新统一于中央政权，是外蒙古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任何政治力量所无法违背的。这决定了撤治具备着十分有利的历史契机。但复杂的是，人们往往易被的表面态度所迷惑。

　　分析表明，多方面现实因素的作用决定了对中央的态度注定具有回归倾向。交涉过程中，他们之所以反对撤治，主要是由于害怕撤治后完全丧失对外蒙古政权的控制，以及对防卫力量与撤治后中央对蒙政策等问题存在后顾之忧。如果认识不到对撤治态度的两面性，交涉就会陷入曲折。陈毅就是因没有明析这一点，始终把看成是撤治的真正敌对力量，故而长时间交涉却毫无进展。反之，如果能切中问题的要害，撤治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就是徐树铮成功之所在。他洞悉的处境与顾虑，抓住有利时机，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于交涉出现危机之时，力挽狂澜，很快促成外蒙古自愿撤治。所以，有利的契机，充分的准备，正确的方针策略，很强的控制和推进时局发展的能力，是徐树铮短时间内促成撤治成功的要素。

　　外蒙古撤治，对外粉碎了一切侵略、分裂外蒙古的阴谋活动，维护了祖国北部边陲的稳定。20世纪以来，我国北方边陲有两大威胁，一来自俄国，一来自日本。1911年10月，帝俄策动外蒙古独立，不仅控制着外蒙古的内政外交，还通过《俄蒙协约》《俄蒙商务专约》等条约，操纵了其经济，疯狂掠夺外蒙古资源。俄国十月革命后，日本企图趁俄在外蒙古的侵略势力瓦解之际，谋求取俄自代，建立日本在外蒙古的特权和控制地位，造成其势力范围由内蒙古扩张到外蒙古、独控外蒙古的远东政治新格局。对日本的这一侵略阴谋，中央政府早已察觉。在整个撤治交涉过程中，中央始终认为外交上最大的威胁是日本，“其狡恶思逞者，惟一日本”。这个时期，日本对外蒙古采取的是相对隐密的侵略方式。

　　1918年上台的原敬内阁在西方列强压力下，表面上标榜对华不干涉，但实际上其侵略活动仍然昭彰若揭；侵略手法上采用暗助谢米诺夫与蒙古分裂势力煽惑胁迫外蒙古脱离中国的侵略、分裂活动，藉以实现其侵略野心。对此，我们可列举多项事例加以说明。例如，我国驻西北官员多次电陈：谢米诺夫之属员称日本“允供给枪械”，在煽惑外蒙古独立过程中，“其中且有日本某军官主使一切”。外交部也得到了有关日本驻库伦武官松井中佐与侵略势力布里亚特人会议及宴会的照片。如此不一而足，这些都是日本侵略活动不争的事实。1919年(民国八年)11月17日外蒙古就内向发表声明：“前订中蒙俄三方条约，及俄蒙商务专条，并中俄声明文件……概无效力”。这不仅正式宣告将俄国残余势力从外蒙古完全清除出去，而且，外蒙古回归，有力地摧毁了日本取俄自代的侵略计划，沉重打击了日本在华侵略势力，一时遏制住了其在我蒙疆的侵略势头，从而解除了外蒙古人民“深恐日人借此攘夺蒙人利权”之担忧。

　　除此之外，企图将外蒙古从中国领土割裂出去的另一种势力是以谢米诺夫为首的侵略势力。1919年春天，在日本的支持下，俄旧军官谢米诺夫与内共同组成反动政权——大蒙古国，并一厢情愿地将地域范围包括布里亚特、呼伦贝尔及内外蒙古。声称：“在蒙国边界所有同种部落，议定一律保护其土地”。由于他们的骚扰威胁，中国的北、西、东三边不同程度地面临危机，其中尤以外蒙古最为严重。为了策动外蒙古分裂，他们三次前往库伦，鼓吹种族分裂，煽惑胁迫自治官府，武力侵犯唐努乌梁海等地区，对外蒙古回归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与后顾之忧。不仅如此，其侵略目标还指向满洲里与西藏。总的看来，在动荡的北部边陲局势中，外蒙古的地位至关重要，“外蒙古设有动摇，西北领土将全体瓦解”。而今，外蒙古自请内向，拒绝分裂，使这股势力将外蒙古从我国分裂出去，建立由他们控制的傀儡政权的阴谋活动彻底失败，从而稳定了我国西北部边疆局势，对我国对外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外蒙古回归，政治上对呼伦贝尔产生了积极影响。黄教是蒙古民族共同的宗教信仰，作为宗教领袖所在地和宗教势力中心的库伦对呼伦贝尔有着独特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外蒙古撤治对呼伦贝尔的影响更因撤治前两地具有的相同政治背景与政治态度而加重。辛亥革命后，库伦与呼伦贝尔政权俱是俄国借辛亥革命之机策动指使分裂势力武装颠覆我国在两地的治权而建立的完全由其控制的名“自治”实独立的政权，这种特殊的政治联系，无形之中加深了外蒙古新的政治归属对呼伦贝尔的影响作用，带动了呼伦贝尔迅速做出了顺应潮流的正确抉择。1919年12月下旬，呼伦贝尔正式致电中央，谓“因外蒙古……将治权归还中央”“呼伦贝尔所有区域……商请仿办”撤消自治，听候中央政府治理，并宣布民国四年我国被迫签订的中俄《呼伦贝尔条约》无效。总之，外蒙古与呼伦贝尔的失而复归，使辛亥年以来被割裂的领土与主权再度回归与统一，从而实现了民元肇造者们追求的五族共和的统一民国，历史的遗憾得以弥补。